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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再说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请把这片子甩在他脸上

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几乎已经是我们对自己的共识了。

1909年4月6日，美国人皮尔里带着四个最强壮的爱斯基摩人和自己黑人助手，成为史上第一批到达北极点的人类。这场探险里，没有中国人。

1911年底，英国人斯科特和挪威人阿蒙森展开了抢占南极的竞赛，最终挪威人赢得胜利。留给第二名斯科特的，是回程时因体力不支，牺牲在距离补给点17公里处的命运。这场竞赛里，没有中国人。

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埃蒙德·希拉里给他的尼泊尔向导旦增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旦增站在珠穆朗玛峰顶端举着一块冰，这意味着人类第一次征服了地球上最高的山峰。

虽然这座山位于中国境内，但彼时，还不曾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在8000米以上的高度。

1969年7月12日，阿姆斯特朗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在了月球的表面……

世界上也许没有什么地方等着中国人去征服了。

也许还有。

2015年11月，当《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以特别是散布不均下简称《藏北秘岭》）的制片人蔡宇拿着拍摄方案找投资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次拍摄是可以做到的。

当年中国电影市场，奇幻电影《捉妖记》以24亿票房创下历史纪录，《港囧》、《夏洛特烦恼郑在亨》和《煎饼侠》携新式喜剧片浪潮汹涌而来，三部片子合起来赚了30多亿。那时候的电影公司老板，显然不会认为花钱请人跑一趟无人区是门好生意。

但蔡宇的执拗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这个一口气能干掉半斤白酒的贵州汉子，当过，做过刑警，曾经近30次进藏，辗转十年。西藏对于他来说不像是远方，更像是一个宿命之地。而宿命的中心，就是羌塘无人区。

羌塘，藏语里的意思是“北方的高平地”。指的是西藏北部一片广达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三大的无人区。在这片空旷的荒原上，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小于1，核心区域千里无一秦伟人。而且地处5000米海拔之上，常年大风、低温、缺氧，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

羌塘无人区景色

但就是这样的地方，却被蔡宇称之为“故乡”。

生于贵州一个矿区旁边的蔡宇，童年记忆里的故乡就是漫山遍野的土和石头，还有母亲牵着他的手一遍遍走在荒原上的情景。随着家乡城市化建设，那样的景色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2015年第一次去羌塘的时候，他站在车外“一瞬间就哭了”。

当年年底，他就想要拍摄一部有关羌塘无人区的电影。

让他下定决心的还有深处于无人区腹地的那座神秘的“普若岗日冰川”。

地图上看到的普若岗日只是一片小小的白色，但实际上，它是地球上除南极和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冰川，也是世界最大的中低纬度的陆地冰盖，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几百万年的默默凝固，它仿佛历史书一般记录了整个青藏高原从水草丰美到荒无人烟的变化。

“它就像是人类童年的摇篮一样，现在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母亲。”蔡宇这样形容道。

迄今为止人类对普若岗日进行过两次大型科学考察：第一次是1999年被中美科学家发现，第二次是2000年四国科学家的联合科考。而蔡宇这次的终极目标，是要用无人机飞越普若岗日冰川顶端，完拜耳材料科技亚太区创新负责人兼聚合物研发中心负责人成电影组首次对普若岗日冰原主峰的拍摄。

在海子吟诵“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相信远方一定有东西在等着他。

2016年初，他的疯狂想法终于得到了自家公司老板——董事长刘文军的支持。克服了层层审批的困难后，2016年11月，《藏北秘岭》终于进入筹备阶段，12月15日，摄制组聚齐了48个人16辆车，由拉萨出发，进军羌塘。

没人能够想到，人类再次向这片生命禁区发起冲击，竟然是因为一个冲动的中年男人要拍一部电影。

在电影院里看《藏北秘岭》的时候，我脑子里一遍遍地在过着这些背景信息。

黑暗中西藏的景色无比壮阔，电影的开头也颇有趣味：剧组在路边见到了成群的藏羚羊和野驴，向导告诉他们，近些年的藏羚羊保护已经颇见成效，现在的羌塘“出门走几步就能见到藏羚羊，有时候汽车甚至会被羊群也是汽车产业可延续发展的必经之路追逐。”

这似乎是一场按部就班的拍摄旅程。但我始终记得，这是一次探险，没有什么是按部就班的。

进入无人区之前所有人都签了生死谅解书，命交给老天。因为进入无人区后，不论遇到雪崩、车祸、冻伤或者野兽袭击，剧组都无法得到救援。

无人区很快表明了它不欢迎的态度：刚刚到达进入无人区前的最后一个人类定居点——双湖县，主摄影师贵哥就突发急性肺水肿，不得不下撤拉萨。

摄影师贵哥

其实贵哥在拉萨时就有过严重高原反应，但为了能完成这次冒险，他拼死跟了上来，却最终倒在了5000米海拔上。

这件事造成的结果是：摄影大哥缺位，战斗还未开始就折损一名大将，未来的拍摄前途未卜。

那天晚上，有人沉默，有人愤怒，有人争吵——剧组和观众一样，此时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无人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胆敢挑战它威严的人，剧组里陆陆续续有人倒下，没有倒下的也多多少少忍受着高反，包括95后的年轻女导演饶子君——《藏北秘岭》是她的导演处女作。

到达西侧大本营时，摄制组又有6人因为在冰洞的拍摄身体受损而退出，再加上出发前就倒下的制片组4人，48人的队伍有11个人下撤，只剩37人。

要注意的是，下撤的全都是摄制组人员，留下的基本是后勤保障人员——甚至摄影组的7人只剩下了2个。

“按战场上的惯例，部队减员超过70%，就该退出战斗了。”蔡宇回忆当时情况。

但是在彼时彼地，他说的话是：

“但最后就算剩我一个人，我拿着也能把它拍完。”

英国人斯科特在冲击南极点时，驮给养的西伯利亚矮种马全部冻死，他决定和两个队员自己拉着补给往前走。那个时候，他几乎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蔡宇和斯科特一样是个“独裁者”。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拥有最丰富藏区生存经验的“制片人蔡宇”就转变成了“探险队领队蔡宇”。他说，后面的旅行太危险，必须要军事化管理，服从命令听指挥。

后来回忆起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拿剧组的生命冒险。

除了高反，车队面临的情况还要危险的多，有随天津时能把越野车撞翻的野牦牛：

有突袭营地的狼群：

有些地方根本无法拍摄，摄影师只能全身趴在地上用拍，一分钟的时间嘴里就会灌满土。风大的时候，连车门都打不开：

而最危险的就是冰河。

到达普若岗日前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要强渡东温河，这是一条长年冰冻的河流，但地下有温泉脉流过，所以不知道车走到哪里就会掉进河里——在无人区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有任何救援方式。

摄制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经验丰富的藏族向导巴桑开车趟路，后车按照巴桑的车辙走。

当车队小心又坚定地走向未知和死亡时，画面很美，也很残酷。壹哥脑子里只有四个字：

向死而生。

导演饶子君回忆在无人区里的感受，用两个字来概括：平静。她说，在无比强大的自然面前，人是完全无力的渺小，什么都左右不了。这个时候反而平静下来了，她引用了文天祥的一句话：

“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

抱着随时可死的决心去勇敢地活着，这时候的绝境反而如诗般壮美。

而对于蔡宇来说，最绝望的还在后面。

强渡东温河后的半夜，司机关师傅突发急性肺水肿，需要立即下撤，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此时蔡宇面临的两难是：如果要关师傅下撤，就要起码分出两辆车，并且配上队伍里两个最强的向导巴桑和罗周。

但反过来，这一趟需要二人再强渡危机四伏的东温河两遍，来回路程360公里，还很可能要开夜车。他们能不能活着回来，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要求，就几乎等于是要巴桑和罗周去送死。

蔡宇犹豫了一夜，还是决定派出两个人。让他意外的是，两人二话没说就出发了，临走的时候罗周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这是壹哥在今年的中国大银幕上看到的最震撼的画面。没有特效，没有刻意煽情，这种生死边缘的信任和勇敢，抵得过一百部西藏宣传片的美景。

旅程的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普若岗日冰川，并拍下了下面这些画面——注意，这些画面是人类的眼睛第一次看到。

有趣的是，所有人度过刚开始的兴奋后反而出奇的平静。

导演饶子君在海拔6000米的冰川上默默祈祷，因为她的父亲——曾攀登过10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中国著名登山家饶剑峰，就在2013年牺牲在了登顶路上。

在距离父亲不到2000米的高度，她似乎触摸到了父亲的内心。

而蔡宇呢？他终于回家了。

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是最早向珠峰发起冲击的人，1924年他死在了珠峰北峰8170米的高度，1999年尸体才被发现，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成功登顶。

马洛里曾经被问及为何要登山，他的答案是：

“因为山就在那里。”

乔治·马洛里（右一）

几乎所有真正的探险者踏上旅途的原因都很简单：因为它在那里。蔡宇讲到他从小就有极强的好奇心，而饶子君也自小就经常和父亲一起野外探险。对于他们来说，去羌塘既是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也是一种宿命——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外国人并无差别。

也许探险纪实类的纪录片在中国不会像喜剧片一样轻轻松松捞钱，但我感谢有电影人去做这件事，感谢有电影人相信远方除了遥远还有别的。

更不要提，这部电影拍得是如此之精彩。

发布会上蔡宇喝干了一瓶白酒。醉眼朦胧中他说，他们的旅途其实并未结束，下一部《藏北秘岭-英雄女神》已经在制作中了。<飞鸟凉/p>

“我必须回去”，他说。